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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大法學教授Douglas Arner:新冠肺炎對金融科技的影響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,近年隨着創新科技發展,金融科技領域亦蓬勃發展。香港大學嘉里基金法學教授、港大──渣打慈善基金金融科技學院協理總監Douglas Arner在5月21日的「港大抗疫」直播節目中,分享新冠肺炎對金融科技的影響,以及數碼金融對疫情後經濟復蘇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Arner教授專注研究經濟與金融法律、規管與發展。他在香港大學領導開設的亞洲首個金融科技MOOC,(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,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),於2018年推出,至今已有超過65000人修讀。

Q:金融科技是什麼?你能給我們一些實例嗎?

A:每個人對金融科技的定義都不相同。我認為金融科技是金融業的應用科技,特別是資訊科技。過去30年,數碼金融(digital finance)經歷多方轉型,直到2020年初的這次危機,我們大部分人已生活在數碼金融的系統中。我們可從四個方面看金融及數碼金融在這場危機的重要角色。

首先是發達國家市場(developed markets)的長期數碼轉型,現時美國和歐洲等成熟市場中,超過六成至八成的股票和證券交易都以電腦進行,外匯交易也是透過網絡實現金錢的流動,只有少量現金流通。

第二方面是初創公司。當人們提到金融科技,很多時候指的是挑戰傳統金融企業的金融科技類初創公司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,初創公司不斷湧現,例如「借貸俱樂部」(Lending Club),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型公司,但其實這類公司也不一定是新的。例如PayPal,它在90年代成立時是金融科技初創公司,如今它已經是支付領域的巨頭。彭博(Bloomberg)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典型金融科技初創企業,米高彭博(Michael Bloomberg)當時在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(Salomon Brothers)工作,後來自己創業,想到建立一個安全電子通訊系統。利用所羅門兄弟的投資,他成立了初創企業經營該系統,如今它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資訊服務企業。這就是金融科技、初創公司。

彭博社倫敦攝影棚(Wikicommons)

第三方面和發展中國家有關。中國在過去10年,經歷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最迅速、全面的數碼金融轉型。

第四方面,就是大規模的科技公司逐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,並在改變這個領域的模式。例如美國的亞馬遜、中國阿里巴巴集團的螞蟻金服,此次疫情危機下,這些轉變加速了。當我們提及金融科技,我們應想到科技和它改變金融模式的影響力。

Q:新冠肺炎對經濟及公共衛生都有重大影響。你如何看待兩者的平衡?

A;過去25年,我都在研究金融危機。若將2008年的金融海嘯與現在比較,最大的分別是2008年的是一場金融危機,當時是因為金融系統出現了問題,危機蔓延至美國實體經濟,繼而震盪全球。我認為今天的危機並不相同,它不是金融問題,而是關乎健康的危機,但它對公共衛生和人的衝擊直接影響了經濟,繼而影響了金融系統。當我們思考如何處理此次危機時,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金融系統的應對,要確保金融基礎建設不會崩潰,也盡量讓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有足夠資金。

Q:新冠肺炎如何影響金融科技?

A:這次危機的緣起不是金融問題,但金融卻有很重要的角色。首先,雖然股市和債券市場出現了波動,但市場仍然保持正常運作。我認為這個情況歸功於美國911事件及2008年金融海嘯後,許多人努力改善金融服務的監管,所以好消息是這次的危機還不至於發展成為金融危機。可是,當我們要處理當前危機的各方面時,金融特別是數碼金融是核心問題。當我們談論全球主要經濟體時,我們會想到中國、歐美等國限制人口流動的情況。

Photo: Shutterstock

在這種生活狀態下,電子商務、電子支付系統,以及娛樂、通訊服務等成為了公眾生活的重要部分。這一切令發達國家可以延長封城時間。電子金融也在疫情中成為主要的增長領域。新冠肺炎在全球最主要的影響之一,就是加快了數碼化的發展。隨着它的持續發展,它也將在疫後成為其中一個主要挑戰。在應對危機的背景下,這確實平衡了科網巨頭和數碼金融在疫情中扮演角色的需求,以及對這些公司的角色的潛在擔憂,尤其是這場危機中產生的數據。

Q:金融科技如何幫助香港復蘇經濟?

A:過去20年,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,是中國與世界的橋樑。主要金融中心自然也是科技企業集中地。但香港的金融科技與內地非常不同,也與海外的不同。現時,香港的金融科技集中在批發市場。我認為香港未來能扮演的更重要角色,是作為內地科網巨頭及金融服務公司和世界接軌的橋樑。從香港的角度看,金融科技是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未來核心。但我覺得香港發展要面對的最大的難題之一是解除封關的過程。大眾如何進出香港?

Q:在疫情過後的經濟復蘇時期,我們如何確保面向客戶的金融科技公司的行為負責任呢?

我認為有兩項重點:首先,我們已經考慮到亞太和歐洲疫後的發展,而數碼金融將扮演重要角色;其次,更重要的是,科網巨頭及數碼科技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的角色。

社會逐漸恢復正常時,情況將有所轉變,而現在最大的問題,是公眾的生活會否快速回復正常。在亞洲,我觀察到的是,大家都想迅速回復正常,但事實上,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,令這種期望難以實現。金融領域的關鍵問題是市場是否迅速回復正常?還是長期的結構性轉變?我認為隨着疫情持續,將會有更多結構性轉變,由流動性問題轉為償付能力問題。以航空公司作例子,若果疫苗很快研發成功,大家重新乘搭飛機,公司便重回正軌。但看來不太可能。如果我們看旅遊業的結構性轉變,航空公司可能要改變經營模式,他們可能無法償還債務,而投資者也無法取回資金。

Photo: Unsplash

當我們看長期結構性發展時,關鍵是如何利用數碼金融更好地引導資金幫助經濟增長,當中大部分是讓金融系統更便宜,以製造新的商機。這些基礎建設包括線上付款系統、中央銀行數碼貨幣。這就帶我們到第二個問題:社會繼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,是我們如何處理數碼化產品?如何平衡那些有可能減慢進度或引致不平等的事及其所帶來的好處?畢竟,我們在討論網絡效應(network effect)。網絡效應其中一個元素是勝者全取,意旨某人會擁有全部,而其他人則什麼都沒有。從公平原則看,這是個基本問題。所以我認為數碼金融開始扮演重要角色,不只是處理即時的影響,而是如何重組及推動經濟。在面對疫情方面,我們依賴科技公司的作為,會因為我們需要數據、以及數據集中而帶來問題。

Q:缺乏數碼基建和金融普及(financial inclusion)程度不高的發展中國家,應當如何發展金融科技呢?

A:雖然一些國家資源不足,但只要經過慎重考慮,仍然可以將這些資源投資在一些系統上,例如電子身份證系統。印度的Aadhaar系統在過去10年間給13億國民發出生物識別身份編號。可見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,發展中國家仍然可發展改變生活的技術。基礎建設不僅帶來普及化的金融服務,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,更是一種可持續發展。

同理,對於上網的「數碼鴻溝」,互聯網的普及非常迅速,現在無論我們到什麼地方,大家都會用手機,而且愈來愈多人用智能手機,即便在沙漠中也是。我認為,容易購買平價智能手機是革命性的改變,例如印度最大的電訊公司Jio,不是以賣手機或者綁定合約的月費獲利,而是靠售賣數據及輔助服務。這種大規模低價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使用,這就是利用基礎系統降低成本,製造巨大商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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